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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通史》出版發行

二肖中特公开 www.lyrry.icu 【下載點數:免費 | 作者:《中國大通史》 | 點擊數: | 評論數:0 | 更新時間:2018/11/26 23:59:59】

 

 

中國通史編纂理論學術探討暨《中國大通史》出版座談會

在京召開

2018年62日,由學苑出版社主辦的中國通史編纂理論學術探討暨《中國大通史》出版座談會在京召開。戴逸、張岱年、季羨林、鐘敬文、侯仁之、顧誠等20余位學界前輩組成學術委員會,180余位歷史學以及考古學、哲學、民俗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的骨干學者參與撰寫的《中國大通史》,歷經23年終于出版。《中國大通史》3位總主編曹大為、王和、趙世瑜教授,分卷主編代表穆鴻利、毛佩琦、王震中、閻守誠、寧欣、史衛民、沈長云、武玉環、徐永志等教授,與來自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河北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江西師范大學、吉林大學、鄭州大學等史學研究重鎮的10余位專家學者濟濟一堂,共同探討中國通史編纂的理論,并就《中國大通史》一書的出版展開了學術討論。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副主席邵鴻教授出席座談會并致辭。

《中國大通史》是一套詳細、系統地反映史學界改革開放40年來研究成果的中國通史著作。全書以中國歷史時序排列,分為史前、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西夏、金、元、明、清(1644-1840)、清(1840-1911)、中華民國共 15 卷(25 冊),1700 萬字。全書各均以綜述與治亂興衰、經濟、國家控制、社會結構、精神文化、社會生活等6編構成,以專題形式敘史。

座談會上,與會專家學者對《中國大通史》的出版表達了祝賀與期待,并結合這部書的編撰體例、結構、內容,就中國通史編纂理論進行了熱烈討論。

全國政協副主席邵鴻教授認為,《中國大通史》的出版是極為重要的文化基本建設的重大成果。它融入了一流的研究水準、專家實力,可謂是我國歷史和文化發展水平的體現,將對中國通史編撰學、史學史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時,這部書也必將對中國的文化建設、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進行文化交流,產生積極的作用。書在九三學社的學苑出版社出版,感到與有榮焉。希望學苑出版社今后能夠延續傳統,更好地為史學界服務,為中國的文化建設服務。

 “《中國大通史》的出版具有革命性的意義。清華大學仲偉民教授如此評價,它是唯一一部徹底改變以往編寫模式的大的通史,這是對以往通史傳統框架的全面革新與革命。

原國家博物館學術研究中心高世瑜編審指出,《中國大通史》的出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代表了我們這一代史學研究所能達到的水平、所反映的史觀;江西師范大學方志遠教授感慨自己眼前一亮;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直言很震撼,非常受啟發;中山大學劉志偉教授表示,《中國大通史》所做的探索,是歷史學界很期待看到的成果。它的意義無可取代,為今后的史學發展奠定了更好的基礎;中國社會科學院楊珍研究員表示,這部書充滿了創新性和探索性,讓人耳目一新。作者素質之高、之齊整,規模之大,思路理念體例之創新,《中國大通史》在通史編撰歷史上是首屈一指的,占據了重要地位。

《中國大通史》4總主編之一曹大為教授指出,《中國大通史》的編纂初衷就是以全新的史學理念編纂一部反映史學界最新研究成果的中國通史著作。不是分量大,而是,包括縱通橫通,縱通是以時間為經、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中國道路價值觀念;橫通是以空間為緯,融合民俗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的最新研究方向,搭建起新的通史框架。

學苑出版社《中國大通史》總編審徐建軍說,本書從編撰到出版歷經20余年,2008年學苑出版社接到書稿,組織作者、編審校,2000萬字的大部頭,其任務艱巨不言而喻,但學苑出版社始終與作者們站在一起,認真耕耘、克服困難,歷經10年終于將這一項大工程完成。 

隋唐五代分卷主編閻守誠教授說,《中國大通史》以新穎的視角、豐富的史料和嚴謹的論述,從新的深度和廣度展示了中國的國情。通過《中國大通史》了解中華民族走過的文明發展道路,一定會有益于堅定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國夢。本書的學術委員都是享有盛譽的學者,從可以看出中國學術界對《中國大通史》編撰的重視。這部書的出版實現了我國老一代學者編寫、出版一部富有新意的通史著作的愿望,也見證了新一代學者的成長。 、《西夏》、《金》分卷主編穆鴻利教授說:《中國大通史》將遼、西夏、金單獨成卷,摒棄了以往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做法,將少數民族政權放在與漢人地方政權同樣的地位上,對中央王朝與各民族之間的碰撞、融合,用全新的視角進行闡述。這套書沒有將這些北方民族政權附于宋代卷中,而是強調他們的獨立性,站在邊疆和非漢族族群的角度反觀處在中心的帝國,重新理解中國的含義,彌補過去多局限于中央和四夷關系的視角。這將有利于讀者把握中華民族建立的國家幾千年綿延不絕的特點。這是以前的通史沒有的。

座談會最后,學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孟白總結發言。他說,一套大部頭的述史之作,構架很重要。當看到《中國大通史》編寫綱要后,感到基本上無懈可擊,主編和作者均為認真負責的學者,這才敢于接下這部書的出版工作。由于參與編纂人員多、工作繁復,編輯出版過程有波折、有艱辛,也有遺憾之處,但對于學苑出版社而言,更多的還是收獲。 

談到下一步的營銷計劃,孟白社長說:20年來,一直沒有系統、全面、實事求是講述中國歷史獨特進程的通史著作,《中國大通史》的出版,當可起到拾遺補闕之作用。這套書適合大、中、小型圖書館收藏借閱,也適合造詣較高的非史學專業研究者、愛好者閱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走著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展道路。 這套書的編纂落實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以實事求是梳理、記錄中華民族歷史為指導方針,揭示中國歷史發展特色軌跡。


中國通史編纂理論學術探討暨《中國大通史》出版座談會在京召開



參會學者專家合影

 


邵鴻主席發言

 


孟白社長發言



《中國大通史》總主編曹大為教授發言

 

  
《中國大通史》總主編王和教授發言

 

 


趙世瑜教授發言

 


《中國大通史》總主編趙世瑜、曹大為、王和教授



分卷主編代表閻守誠教授發言


學苑出版社《中國大通史》總編審徐建軍副社長發言

 


編者按:

20183月,由曹大為、商傳、王和、趙世瑜任總主編,180余位歷史學以及考古學、哲學、民俗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的骨干學者參與撰寫的《中國大通史》,歷經 23 年,終于由學苑出版社出版。

 

《中國大通史》是一套詳細、系統地反映史學界改革開放 40 年來研究成果的中國通史著作。無論是史學思想、體例結構還是內容上,它的開放、多元和創新,使其成為一部恢宏雄渾的史學巨著,堪具里程碑式的意義。 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副主席邵鴻教授認為,它融入了一流的研究水準、專家實力,可謂是我國歷史和文化發展水平的體現,將對中國通史編撰學、史學史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時,這部書也必將對中國的文化建設、對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進行文化交流,產生積極的作用。

 

對中國歷史研究的若干理論思考

——《中國大通史》編纂的指導思想

 

《中國大通史》編委會

 

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的歷史研究取得了積極進展,這可在20世紀50—60年代對中國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資本主義萌芽、農民戰爭和漢民族形成等問題的熱烈討論中窺見一斑,這些成果被吸收到了通史以及斷代史著作之中。現代前輩在對史學理論、觀點、研究方法加以更新的同時,也對創新通史體例做出重大貢獻,尤其在歷史階段的劃分,通過章節顯示歷史現象之間的內在層次關系,以及主要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大塊描述歷史的框架方面,對舊史學有了重大突破。白壽彝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著手主持編纂的大型本《中國通史》,在范文瀾、郭沫若、翦伯贊等的同類著作基礎上有所發展,創立了由序說、綜述、典志、傳記多體裁配合、多層次反映歷史的通史新體例,并在處理民族與疆域問題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

 

但是,新中國史學是在繼承民主革命時期建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革命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變革舊的專制主義文化、發展新的民主主義文化、建立科學的世界觀等事業中曾起過巨大的積極作用,但革命時代的特征也使它著力于說明中國社會歷史所蘊含的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共性,而對其個性較少探究。這就使新中國的史學認識一開始就局限于從具體上升到抽象的階段,在總體上未能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充分把握中國歷史的多樣性的統一。加上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形成的傾思潮的長期影響,史學研究不僅未能突破這一局限,其缺陷和不足反而日趨嚴重。那種不顧中國歷史發展特點,簡單生硬地把馬克思、恩格斯主要針對歐洲歷史得出的某些結論拿來機械地裁量闡釋中國歷史的做法,造成了簡單化、形式化、絕對化的偏向。對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錯誤批判、封禁和對當代國外史學的盲目排斥,導致史學研究領域狹窄、方法簡單、觀念僵化.那種隨意剪裁歷史從而為圖解政策做注腳的做法,那種一味片面夸大經濟基礎、階級斗爭決定作用的傾向,實際上都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原則。毋庸諱言,這些缺憾也不可避免地在那個時代的通史著作中或多或少留下一些痕跡。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對史學的上述種種偏向的認真清理,中國史學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無論理論、觀點、視野、角度、范圍、內容、方法,以及史料的挖掘考證和各類專題與綜合研究的成果,都較前大為豐富和發展。這就為我們今天站在21世紀的高度,繼承前輩史家優秀傳統,吸收和反映近一二十年國內外多學科研究的最新成果,編纂一部既反映歷時性社會縱向流變、又展示共時性社會全貌的全方位中國大通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而就史學整體發展來看,在19世紀末以前,歷史研究可以歸結為政治史、軍事史或敘事史,而自20世紀上半葉以后歷史研究的主流或可歸結為社會經濟史或分析史。這種變化不可以被簡單視為研究內容的變化,而是一種視角的變化,是一種史觀的變化和史學方法論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表現十分多元,除了傳統的研究領域繼續在挖掘新材料的基礎上創新和深入以外,社會史、思想史、文化史、環境史、科技史等領域在近30年內的長足進步,也使得中國史學在整體面貌上有了巨大的改觀,受到國外同行的更大關注。這些變化的總體特征是:在視野上比較宏觀,注重總體的和長期的發展趨勢;在內容上關注普通人的生活,體現了更為強烈的現實關懷;在方法上是多樣化的、多學科互動的、注重對深層意義的解釋的。因此,新的通史編纂也應循著這樣的思路。

 

在這樣的編寫思路下,本書所秉持的指導思想是怎樣的呢?必須說,相關的理論思考有很多,學術界也有不少深入的討論,在這里,我們并不打算一一申論,只是選擇幾個問題加以強調,舉例表達我們試圖做出什么樣的突破。

 

第一,長期以來,中國史學界在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充分肯定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時,也存在著把這種經濟作用過分夸大,將其視為刻板、先驗的教條的傾向,忽略了對人的主體能動性、思維的相對獨立性、文化的多樣性以及對文化進行價值判斷和社會功能考察的研究。在以往通史著作中所設的文化這一塊,大體上限制在對哲學、宗教、史學、科學、文學藝術一類較為狹隘層面的介紹。文化實際上只被看作是歷史發展的,而被排除在影響歷史發展的諸種因素之外。仿佛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本來生動活潑的歷史,變成了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恩格斯致約·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頁);充滿生氣的創造歷史的主體,成了體現、演示某種抽象規律、公式的毫無生命的軀殼和工具,從而很難和庸俗機械唯物主義以及形而上學、宿命論劃清界線。

 

其實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往往是宏觀的遠程控制,即在大的趨勢、傾向、性質、特點上起到根本性的制約作用;而人們的主觀意志和精神活動同樣是人類創造歷史的前提?;蛘咚?,人類創造歷史的一切活動都離不開人的主觀意志和精神活動。我們把文化視為一個依存于客觀物質世界和社會歷史實踐的、有機的、動態的、有獨特個性的、集中反映人類主體意志和實踐活動的整體系統。我們在研究歷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探索各種變革的原因時,理所當然不應忽略這一影響人們行動意愿以及改造世界能力的文化因素。因而在我們的大通史中,文化的多重涵義都將受到高度重視和充分展現,包括注意把握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制度以及各種意識形態等文化具象之間的內在關聯,考察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原因及其社會效應和歷史影響。這一切都將被放置在貫通全書各部分的重要地位,真正體現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精神生活受到經濟基礎、生產方式的制約;同時一經產生,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發揮巨大的反作用力,反過來能動地掌握世界(《〈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頁)這一唯物史觀的精髓。

 

第二,關于偶然與必然、隨機與規律問題,本書將力求展示這樣一種觀點:在古代,就任何特定的人類社會而言,越是在長期的歷史運動和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中,“必然規律的作用體現得越明顯。而相對于任何一段較短時期的具體歷史來說,則存在著向不同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講,當相關的基礎條件確定之后,只有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是必然的,而歷史的無數具體事件和過程都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以自然經濟占主導的農業社會的量變積累過程為例。在中華民族生存繁衍的這塊特定的地理條件和自然環境的地域內,歷史的發展總趨勢是一種高度成熟與長期延續的農業自然經濟,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社會制度、政權形式、意識形態,乃至風俗習慣和民族心理的存在。這種總趨勢是必然的,只要既存的條件不改變,它就必然呈現為這種類型與狀態。但是,在這一總趨勢的具體過程中究竟出現過哪些王朝、發生過哪些事件,這些王朝是延續得長一點還是短一點、疆域是大一點還是小一點、社會矛盾是激化得快一點還是慢一點,以及某次農民起義在何時何地發生、取得何種結果等無數具體事件和過程,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無數的偶然因素。

 

特別是在大量存在著的不確定性、隨機性面前,可供選擇的道路、方式是多樣的;而經歷了無數歷史關頭的無數次選擇之后,盡管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但確實導致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在具體發展道路和發達程度上表現出很大差異。我們在肯定經濟基礎為決定歷史發展終極原因的前提下,認為整個人類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部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歷史,其間轉變的中介便是人類的實踐活動,兩者通過實踐的渠道溝通,實現互化飛躍。我們在高度重視人類主體意志活動的同時,尤其注重人類作為歷史主體改造世界的各種實踐活動。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人便可以不受物質基礎和社會存在的制約,為所欲為。

 

作為歷史主體的人,只有在不違背客觀規律的前提下,才能獲得充分的選擇和創造的自由。總之,我們強調各種主客觀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綜合作用,揭示各種合力推動社會發展的多重性和復雜性。在充分展現各種生動活潑、豐富多彩的偶然性活動中,揭示歷史過程中的諸多聯系。

 

第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提出了關于兩種生產的理論,即物質生產和人類自身繁衍是影響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社會制度相應受到勞動發展階段和家庭發展階段的制約。一般愈是生產不發達的人類社會早期,后一因素的作用愈顯重要;而隨著地域關系的發展,其作用則相對遞減,直至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于新形成的各社會階級的沖突而被炸毀,組成以地區團體為基層單位的國家,于是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從此自由開展起來,這種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構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內容(《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這樣的概括可能體現了人類社會的一般法則,但未必涵蓋了各區域、各族群、各個文明的多樣性。

 

中國在跨入文明門檻時,中原地區乃至長江以南的許多地區,都形成了精耕細作的農業文明,生產相對穩定。雖然社會的發展使舊的血緣關系被打破,地緣性的組織得以擴大,但往往新的血緣關系又建立起來,成為社會結構中的重要因素。以西周的宗法制為代表,國家形態借助了血緣紐帶,以大宗支配小宗、層層分封的形式,建立起了一個拱衛周天子的統治秩序。秦朝雖然以郡縣制終結了分封制維系中央地方關系的方式,但并沒有終結社會中的宗法關系。

 

漢唐時期,宗法關系往往體現在貴族社會中,這種情形隨著北方草原民族進入中原、隋唐科舉制的建立、社會下層的反抗斗爭等等歷史變動而遭到破壞。到了宋代,為了穩定劇烈變化的社會秩序,歐陽修、蘇洵、張載等士大夫提倡敬宗收族,通過編寫族譜、經營族產、祭祀祖先等方式建構宗族,開始了宗族庶民化的過程。傅衣凌曾經指出:中國傳統社會的控制系統分為兩個部分。……實際對基層社會直接進行控制的,卻是鄉族的勢力。鄉族……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已多次改變其組織形態,既可以是血緣的,也可以是地緣性的,是一種多層次的、多元的、錯綜復雜的網絡系統,而且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的所有實體性和非實體的組織都可被視為鄉族組織,每一社會成員都在鄉族網絡的控制之中,并且只有在這一網絡中才能確定自己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國家政權對社會的控制,實際上也就是兩大系統互相沖突又互相利用的互動過程。(《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可將中國傳統社會稱為宗法農耕型的社會。

 

不過,我們并不能把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族或者鄉族視為一成不變的東西,也不能將其簡單地視為血緣組織。晚明以后宗族的普遍建構,特別是在華南地區的擴展,是士大夫們在經歷了一系列劇烈的社會變動之后,在地方上重建社會秩序的表現,而這種社會秩序又與帝國正統拉上關系。長期以來,宗教(如佛教和道教)成為重建一種與國家正統相關的社會秩序的工具,到這時,禮儀則變成這樣一種工具。建構宗族,包括祭祖、編譜等等,是普通百姓奉行國家禮儀的一種方式,這就使普通百姓士大夫化,由此,地方也就成為了國家的一個部分。在這個意義上說,宗族就成為一個文化策略,或者說是國家、士大夫與平民百姓的一個共謀。

 

在這個意義上說,宗族或者鄉族所代表的血緣關系雖然不十分重要,但還是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顯著表征。宗族本身并不能阻止階級分化,階級分化也不一定導致宗族的瓦解。由于它是基層社會控制的網絡,在傳統社會中與農業自然經濟、國家行政組織相互耦合,凝為社會深層結構;在現代社會又會隨時代變化而因革損益,所以倒可能反過來影響著中國歷史上階級分化的特點和社會發展的走向。

 

只有把握住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這一重要特征,才有可能對中國歷史上一系列重大問題做出合理的解釋。建國后,史學領域忽視家族、家庭研究,一般只在談原始社會、早期宗法制度和魏晉門閥制度時述及,忽略了宗族制度在中后期的發展變化及其歷史影響。顯然這種忽略不只是一種局部的缺陷,而是帶有總體傾向性的偏失?!噸泄笸ㄊ貳返淖?,不僅在內容編排上對此給予高度重視,而且抓住這一有別于西方的中國傳統社會深層結構的基本特征,貫穿到對整個中國歷史的研究之中,從而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做出更加符合實際的剖析和詮釋。

 

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大通史應該注入哪些比較重要的新思考呢?

 

第一,由于注重歷史發展的長期性、連續性、漸進性,更多注意結構性的變化,我們盡量避免僅用重大的政治經濟事件作為變化的標志,而更多考慮社會經濟結構的長期的、較緩慢的變化。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依然充分肯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是社會發展的終級動因,而這種變化并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變化完成;另一方面,用個別政治經濟事件作為變化的標志,既觀點陳舊,又流于表面化,也是引起爭論的原因之一。

 

第二,注重中國歷史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充分認識在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民族、不同區域的人們在經濟文化類型方面的差異與距離,強調這種多樣性和不平衡性在空間上的犬牙交錯和在時間上的長期共存,避免截然斷限和一刀切。

 

第三,提倡綜合的觀點,既注重經濟因素的決定性作用,又強調各種其他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系,以及由此而來的歷史合力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從而顯示社會發展的多重性和復雜性。

 

第四,倡導開放、多元、平等的歷史觀,從根本上拋棄漢族中心論、西方中心論或中國中心論。

 

第五,重視動態的研究和空間的研究。以往的歷史研究比較注重從時間的維度考察,忽視了空間的維度,即較多考慮時間上的縱向變化,忽略地域上的橫向差異;容易流于靜止的研究,較少注意動態的考察。這些在近年來的部分研究成果中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糾正,現在需要把它們吸收到通史中來。

 

第六,真正反映人民大眾的生產、生活史,對占人口大多數的下層人民給予較大的關注。除了人民的反抗斗爭外,更多注意普通人民的日?;疃?、行為心態,將此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真正體現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觀點。

 

以上諸點理論思考,都是參與這部大通史編纂的學者一致認同的,它們將體現于本書各卷的有關論述之中。

 

(本文節選自《中國大通史》導論)


媒體宣傳文案

1、《出版人》雜志-但開風氣的《中國大通史》

2、《國家人文歷史》書評

3、《全國新書目》書評

4、《中華讀書報》專訪趙世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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